《祖脉探源 蓝田寻根 华胥：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地位》
序二
大家知道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伴随着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功实施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展开，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迈上新的台阶，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成果，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，“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，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”，引领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进新时代。
我们觉得，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，所谓的“一万年的文化史”，仅仅从伏羲氏、女娲氏说起，显得还不够全面、不够准确，应当从华胥氏、伏羲氏、女娲氏说起，华胥氏、伏羲氏、女娲氏三位一体，华胥文化补充、完善伏羲文化包括女娲文化在内，它强调血缘关系、家庭关系，构成了三皇时代的开端，形成了“一万年的文化史”标识；同样，所谓的“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”，仅仅从炎帝、黄帝说起，也显得还不够全面、不够准确，应当从炎帝、黄帝、蚩尤说起，炎帝、黄帝、蚩尤三位一体，蚩尤文化补充、完善黄帝文化包括炎帝文化在内，它强调社会关系、政治关系，构成了五帝时代的开端，形成了“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”标识。
那么，所谓的“百万年的人类史”，我们从何说起，又以何种人类化石为代表呢？
我们觉得，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，以陕西“蓝田猿人”的发现，更具有广泛代表性和独特典型性。
从广泛代表性来看，现已发现的“中国猿人”，或者说“直立人”，主要包括建始人、巫山人、元谋人、蓝田人、郧县人、北京人，以及汤山人、沂源人、庙后山人等等，其中蓝田人继北京人发现之后，成为中国发现的第二个猿人头盖骨，也是亚洲北部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。
1964年5月，在贾兰坡先生的主持下，在公王岭红土底部的钙质结核土壤中，发掘出一个不完整的中年女性头骨化石，同时，还发现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打制石器，主要有砍砸器、刮削器、石片、石核、大尖状器等，以及数十种古生物化石等等。经过多次测年修正，最新精确为距今约163万年。
在此前后，陕西蓝田县还先后又发现距今65万年的陈家窝人、距今40--50万年的涝池河人、距今20--30万年的桐花沟人等，特别是新近公布的上陈遗址，距今约212万年，成为东北亚最早人类活动遗址，也是非洲以外最老的古人类遗迹地点之一，充分展现蓝田作为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世界意义。
从独特典型性来讲，陕西蓝田地处秦岭北麓，关中平原东南部，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至今还保存有华胥陵、华胥沟、华胥窑、三皇庙、娲氏村等相关遗址遗迹和民间传说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胥文化。
按照司马贞补《史记·三皇本纪》云：“太皞庖牺氏，风姓，代燧人氏，继天而王。母曰华胥，履大人迹于雷泽，而生庖牺于成纪。蛇身人首，有圣德。”又云：“女娲氏，亦风姓。蛇身人首，有神圣之德。代宓牺立，号曰女希氏。”华胥氏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，生男名曰伏羲，生女名曰女娲，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郭璞注引《河图》、《太平御览》引《诗含神雾》，以及王符《潜伏论·五德志》、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第一自开辟至三皇等，也都有称述，并且，还强调“蛇身人首，有圣德”、或曰“蛇身人首，有神圣之德”，彰显华胥氏“履大人迹于雷泽”、或曰履之“大迹在雷泽”、“大迹出雷泽”的深刻文化内涵，它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。
其实，全国相关华胥文化遗址遗迹和民间传说，可以说遍及黄河上下、大江南北，包括陕西延川、山西永济、山东鄄城、河南孟津、甘肃秦安、四川阆中等等在内，我们依据华胥文化的主要表象与特征，诸如华胥陵、华胥庙、华胥山、雷泽等要素，可以划出不同区域的华胥文化圈，在原生、次生、再次生的华胥文化圈中，陕西蓝田华胥文化圈，具有原生文化圈意义。
由是，我们可以说，以陕西蓝田华胥文化为祖脉，上溯陕西“蓝田猿人”为根基，构成了百万年的人类史的开端，形成了“百万年的人类史”标识。
由西安市原副市长、蓝田县华胥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朱智生策划，研究会同仁倾力打造，韩星教授编著的《祖脉探源 蓝田寻根——华胥：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地位》大作，也正是沿着这样的理路，从华胥溯源：百万年人类史实证，到华胥时代：一万年文化史考察，再到华胥传衍：五千年文明史探研，论证秦岭是中华民族祖脉，蓝田是中华文明发祥地，探讨华胥文化的文明底蕴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的“秦岭模式”，意义重大，影响深远。
记得2016年5月17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，强调指出“要按照立足中国、借鉴国外，挖掘历史、把握当代，关怀人类、面向未来的思路，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”；2022年4月2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，进一步强调指出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，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”，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，应当说是摆在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大问题。
我们觉得，新时代中国古代文明研究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，应当以学科建设为导向，以学术发展为基础，着力构建属于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维新学。
所谓的维新学，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，按照侯外庐先生的意见，“古典的古代”与“亚细亚的古代”文明路径不同，“古典的古代”是革命的路径；“亚细亚的古代”却是改良的路径。前者便是所谓“正常发育”的文明“小孩”；后者则是所谓“早熟”的文明“小孩”，用中国古文献的话来说，便是人惟求旧，器惟求新的“其命维新”的奴隶社会。“其命维新”之“维新”，语出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篇，其云“文王在上，于昭于天。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我们再借用冯友兰先生所撰《西南联大纪念碑》一段名言，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，居东亚之天府，本应绍汉唐之遗烈，作并世之先进，将来建国完成，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。盖并世列强，虽新而不古；希腊罗马，有古而无今。惟我国家，亘古亘今，亦新亦旧！可以作最好的诠释。
作为韩先生的老朋友，同为侯派学术传人，借此机会，表达对蓝田华胥文化研究意义与价值的一些思考，与大家共勉之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
宫长为
乙巳年腊月廿六于京东大运河畔
